电车难题

这篇杂感原写是写在2022年5月我的微信上的，今天转载于此：）。

问题

电车难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伦理学思想实验。据说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的。后来因为许多有名哲学，心理学家都引用这个问题，所以为人所熟知。

这是个伦理学问题，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道德？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引用自维基百科）：

“一辆失控的列车在铁轨上行驶。在列车正行进的轨道上，有五个人被绑起来，无法动弹。列车将要碾压过他们。你站在改变列车轨道的操纵杆旁。如果拉动此杆，则列车将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被绑着。你有两种选择：

（A）什么也不做，让列车按照正常路线碾压过这五个人。

（B）拉下操纵杆，改变为另一条轨道，使列车压过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个人。”

许多人脱口而出当然是B了，因为那样可以救5个人啊。如果事情是这么简单，那就不能称之为“难题”了。因为这种判断是基于功利主义。简单概括来说正义或者道德的原则是：

“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似乎没有错。可是记得当年桑德尔在哈佛公开课上针对这个回答提出了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拉动操纵杆让火车变轨，而是要把一个你面前的一个胖子推到轨道上堵住电车，才能救那5个人。你推吗？”

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会去回答应该去推那个胖子。很显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不正义的，甚至根本就是一种犯罪。

那么，在第一个问题里选择让火车变轨和在第二问题里选择把一个胖子推到轨道上，有本质区别吗？

没有，因为两种选择都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即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是什么把一种犯罪行为转化成了“正义”的行为呢？正义又究竟是什么呢？

功利主义的选择

为了救五个人，无论是让电车变轨到只有一个人的轨道上，还是直接把一个胖子推到轨道上堵住电车。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基于功利主义或者功效主义的

“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一原则。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也会在第二个例子中做出不同的选择。

但我相信仍然会有冷静的功利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即使是把胖子推到轨道上也是正义的。必要的牺牲是正义的代价，是“必要的恶”。如果五个人的功效不够高，那我们换一个例子：

如果必须把那个无辜的胖子杀掉，才能拯救整个地球。那么，杀掉那个胖子是否是正义的？

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该推胖子阻挡电车的话，相信此时你已经准备接受杀掉那个可怜的胖子的行为也是正义的这个结论了。

来自于对生存资源的依赖形成了人们习惯于对一切事物进行大小多少的区分。即功利主义的想法。功利主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它的有效性才会用这一模式进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从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正是这种思维定势把一种犯罪行为转换成了“正义”的行为。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把功利主义的有效性错误的当成了目的性。比方说，

一个国家两极分化严重，1%的人掌握了90%的财富。99%的人共有10%的生活资源。那么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金投入到公共事业中这种行为是否是正义的？

对于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是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了极少数富人的利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而在实际上的确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国家的稳定。但这恰恰是证明了功利主义的有效性。这个征税行为的目的是全体国民的幸福，而不是劫富济贫本身。不仅帮助了穷人，其实也维护了富人的利益。因为矛盾激化国家崩坏了，富人也没有了保障。

所以功利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目的性。如果把功利主义的判断作为目的性来处理，就会把罪恶带进正义。

既然正义不应该用大小多少来衡量，那么正义是什么呢？

手段与目的

​

​如上所述，如果把功利主义的有效性当成目的性就会把罪恶引入正义，而得出“必要的恶”这样怪异的结论。

正义的行为应该是：

维护所有人的利益

而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使在具体事务上利用功利主义作为手段，但最终目的必须是所有人的利益。否则就不能说是正义的。

明显在电车难题中功利主义并不符合这一原则。因为你无论如何辩解，也无法解释让电车变轨的行为维护了那一个被牺牲了的生命。

所以，在电车难题上基于上述正义的原则。让电车变轨是不正义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另外一个轨道上也有人。

正义的行为就是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这句话虽然没有错，但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因为这只是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在很多时候是不可能做到的。比方说在电车难题中，变轨是不正义的，反过来如果把“不变轨”的无作为也看成是一种行为的话，同样也是违法上述正义的原则的，也可以说是不正义的。

电车难题依然摆在那里。正义难道不存在吗？我们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在这里，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思想实验里。但是换一个角度。从参与者变为旁观者：

如果不是你推胖子，而是胖子为了救那五个人自己跳下了轨道堵住了电车。他（她）的行为是正义的吗？

毫无疑问，是正义的。我相信至少99%的人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正义的。那么，他的自我牺牲和你推胖子下去这两件事之间本质区别吗？

有。区别就是：

行为是把他人当做目的还是手段。

胖子的自我牺牲是把挽救他人（五个被绑在轨道上的人）当作目的。而你把胖子推下去虽然也是以救人为目的，但同时也把他人（胖子）当成了手段。所以，在这里通过比较这两个思想实验，我们找到了有关正义的一个新的判断原则：

作为个人的行为来说，如果把他人作为目的之外的手段，就是不正义的。

如果从国家，共同体的角度说，如果把人作为目的之外的手段，就是不正义的。

依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电车难题：

不应该让电车变轨，因为那样我们就把一个人作为手段去保护其他人了。这是不正义的。

思考实验

人应该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手段去实现其他目的。比方说，

一个公司老板让员工加班只是为了给自己或者股东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把员工当作了手段。这就是不正义的。

反过来，老板让员工加班不仅是为了公司，也是为了员工自身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本身也包含在目的之中。这就是正义的了。

目的与手段的界限有时候很难区分。所以正义有时候非常模糊。

1. 一个司令官指挥士兵作战是否是正义的？

如果作战的目的包括了士兵自身的生命和幸福，那就是正义的。反过来以下就不是正义的：

• 处死临阵脱逃的士兵

• 不允许士兵投降，败了就该英勇就义

因为这些行为都不能说为了士兵自身利益。英雄当然是正义的，但逼别人当英雄就并非正义了。

2. 正当防卫是否是正义的？

正当防卫的目的仅仅是保护自己的生命，权益的话，就是把对方当作了达到其目的之外的手段。就不能说是正义的了。像防卫过当这样的行为就是来源于此。正当范围内的防卫，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对方。

3. 把犯罪者关进监狱是否是正义的？

通常理解上把犯罪者关进监狱是因为

• 为其本身的过错赎罪

• 为了社会的安全而把危险人物隔离

• 警示世人，避免犯罪

按照我们的原则，后两条都是把犯罪者当作实现其本身目的之外的工具。都不能说是正义的。第一条是方法论。如果目的是让犯罪者反省从而变成更好的人，这样犯罪者本身就在目的之内了。可以说就是正义的行为了。

4. 死刑是否是正义的？

也许有警示世人的作用。但处刑对象绝不可能被包含在这个目的之中。所以是不正义的。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保留死刑，这不是出于正义的原则，而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则。即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5. 你和朋友在沙漠中遇难，只有最后一瓶水，谁喝了就能活下去，否则就会死。你背着朋友抢先喝掉了水。

不是正义的。你把朋友的生命当作保护你自己生命的手段。

6. 海难中救生小船上已经坐满了人。又有一个遇难者想要上船，带上他小船就会沉没，大家都没命。所以你推开了他。

这和上一个例子的区别在于，即使你把那个遇难者拉上船，最终也救不了他。但是就正义来说推开他而不施予任何帮助，就是不正义的。

最后两个例子是属于思想实验的范畴。在实际上不会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最终判断在于是否于对方施与援手。

就像上面讨论的，有些地方和我们的“常识”不一样。对于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正义本身没有目的性的。

并没有为了某个人，某个团体，甚至整个人类而存在的正义。如同自然法则一样，正义是刻印在人心中先天的法则。所以这康德才会说他敬畏“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

正因为正义并没有目的性，所以会出现即使毁灭整个人类也不应该杀死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这样的结论。

而人类社会的规则（法律），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所制定的约定。这一约定是有目的性的—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和延续。所以在实际上很多地方人类社会的规则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则，而不是正义的原则。采用什么样的原则，决定于共同体的主权者的意志。坚持正义原则的人越多，共同体的规则就会趋近于正义原则，反之亦然。

苏格拉底告诉我们应该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

​

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

"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因为我绝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相信了，我绝不会理解。"

——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 安瑟尔谟

相信属于信仰，理解属于理性。许多人都和安瑟尔谟一样，信仰高于理性。当这种信仰发展到极致时，甚至可以完全否定理性。中世纪的另一位护教士德尔图良说：

"上帝之子死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他被埋葬了又复活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著名的"唯其荒谬，所以相信"。好像荒谬可笑，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呢？你也许会这么想。可是，对下面这句话我们是否耳熟能详？

"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这与德尔图良有区别吗？没有。毫无理由的地去相信与毫无理由地去否定都是不对的。

呵呵，今天偶尔听到这一段，顺便写下来。

2019/3/1追记：

对于“理解的要执行……”，这段话我上面的描述或许会造成误解。

我的意思不是要对抗上级或权威。行政命令或法律条文是无法抗拒的，不是因为你不理解就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或逃避。这是基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契约精神。正如同苏格拉底虽然不承认对他的审判的合理性，但至死也不逃避对他的死刑判决。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对不理解的要保持警惕。不能因为是权威，偶像或亲人的主张而就放弃思考。“合理性”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它可以来源于理性，也可以来源于信仰。我觉得应该选择前者，特别是当理性与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仅此而已。

自律给我自由

关于“自律给我自由”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就道德来说，康德要求的是“绝对命令”，也就是不依赖于其他目的，因素的绝对道德规则。比方说如果要求道德规则是：“不说谎话”。那么遵守这个规则就是没有条件和理由的。比方说“因为会失去别人的信任，所以不说谎话”这就不是康德要求的绝对命令，而是“假言命令“（即有条件的道德规则）。那就不是绝对道德规则了。这个绝对道德规则的确立必须经过检验，这个检验的规则就是任何人都会判断为是道德的行为。这种判断不是外界强制的，而是自己内在主观认同的。所以是“自律性”的。因为在绝对道德之上的行为是每个人都认同的，所以又是自由的。可惜的是好像康德没有能够提供任何具体的绝对道德规则的描述，所以被批判为形式主义。“不说谎话”不是绝对命令是因为它作为道德是有条件的，比方说“欺骗纳粹分子，保护无辜的人们不受屠杀”就不能说是不道德。所以“不说谎话”是假言命令而不是绝对命令。

今天就到这里了。

孩子与家庭

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是这样描述孩子与家庭的关系：

“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

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此可见，孩子不是父母的所有物、小时候的养育与服从是基于“自然的联系”、而成人后就应该相互独立。转换成基于社会约定的家庭关系。而这一分界点就在于孩子达到“理智的年龄”。所以如果父母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孩子独立后仍然行使基于自然的联系而拥有的“照顾”的权利时、就会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是家庭的破坏。反过来、在孩子小的时候、不是教育他正确的达到“理智的年龄”、孩子就会失去本应属于他应有的自由、而不能真正成为他自己的主人。

上德不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下德无為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义為之而有以為。上礼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呵呵、我对老子这段话的理解是这样的。

有上等道德的人或社会是不追求道德的、因为这样的人或社会本身是“有德”的。而有下等道德的人或社会是要追求道德的、正因为需要追求、所以恰恰证明这样的人或社会已经失去道德了（“无德”）。

所以上德之人或社会可以真无为、因为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而下德之人或社会因为要追求道德、所以即使想无为也做不到、必须得有为。比方说：上仁、上义和上礼。

虽然上仁、上义和上礼都是下德但层次不同。上仁追求仁、仁本是“爱”、是指人之善的本性、所以本质上不需要规范实际上可以是无为的。

上义追求义、义本是“杀”、是要去除人之恶的本性、所以需要要规范什么是恶、什么不是。所以必须是有为的。

至于上礼，就是最差的了。因为它是在仁与义都不在的情况下，只能靠形式来追求德。然而大家不响应、于是只有强行执行（“则攘臂而扔之”）。

所以在失去道之后、社会进入德的社会、德失去之后进入追求仁的社会、仁失去之后进入追求义的社会。连义也失去了就只有靠礼了。而礼本身因为是靠形式来强行执行、所以本身就是乱的开始……

老子其人虽不详、但传说在孔子之前。而实际上、从周公以德治国开始、到孔子讲仁（不谈人性）、再到孟子讲义（人性本善）、再到荀子讲礼（人性有恶）、最后至于韩非讲法（人性本恶）。似乎也与德经的这一段话非常的吻合。所以个人比较认同德经应该是后人所做。但据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是“德道经”而不是“道德经”、即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那就颇不寻常了。呵呵

贫而乐，富而好礼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铺天盖地的心灵鸡汤。仔细想来无非就是孔老夫子的贫而乐、富而好礼。乐不只在于安贫，而在于心有余力。礼不在于作势，而在于谦虚。

沉默也是一种选择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

这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国家政治开明的时侯、说话做事都要正直。国家政治昏暗的时侯、做事还是要正直，但说话要谦卑（谨慎）。这就比较难理解了、君子在乱世难道要违心的说话吗？

对此易中天先生的解释是：“违心的事不要做、惹祸的话不要说。君子说出的话必须是真实的、但不代表把所有真实的话都要说出来” 。很有道理。而且、在论语里孔子还举了一个例子：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意思是说卫国的大夫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便聪明，当国家政治黑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而他的那种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

的确、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选择。

关于新闻报道

并没有新闻报道的专业知识。也并不太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权”、但从直觉来说、感觉处于被管理下的媒体对管理方进行“监督”本身就是一件比较滑稽的事。正如同饭碗在别人手中的人大代表在行使所谓的最高权力一样。这是一种大家都在故意装作看不见的矛盾。在需要的时候官方只需一句莫名奇妙的“要讲政治”、就可以让媒体的“舆论监督”变的名不副实。

反过来、媒体报道自身有太大的倾向性，即所谓“立场”问题。当然这个不是只有中国媒体才有的问题。其他国家媒体也有。个人觉得针对事实的报道应该是对事实进行单纯地第三方立场的描述。应该有各个方面的声音、媒体不应该也没有权力进行过滤和判断。正因为对事实媒体采取了有倾向性报道、所以读者才会被诱导、作出基于单方面立场或部分事实的“对”与“错”的判断。久而久之就使媒体失去公信力。与报道相对、有倾向的应该是专栏和评论员文章、但这应该是在事实基础上的分析和导读、而不是对事实本身的传达。

对于事实的报道、读者需要的不是“正面”或“负面”的报道、而是仅仅是对于事实的报道。至于对与错、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媒体如果用有倾向性的报道来进行所谓的“舆论监督”、只会塑造英雄或罪人这样的黑白世界、而这显然又是不和情理的。

呵呵、我显然是一个空想理想主义者……：）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这两个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基于周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中国从来也不是一夫多妻制）。基于这个婚姻制度而形成的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制。

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叫嫡长子、地位最高有继承权。 妻生的其他儿子叫次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子。儿子们长大后分家，嫡长子的这一宗叫大宗、其他儿子的叫小宗。大宗为君、小宗为臣。

分封制度下、天子的大宗为天子管“天下”。天子的小宗封为诸侯。诸侯的封地叫“国”、诸侯的大宗为“国君”。诸侯的小宗封为大夫。大夫的封地叫“家”、大夫的大宗为“家君”。大夫的小宗称为士、没有封地，是最末一层的贵族。士的大宗继承为士、小宗为庶人。也就是说士的小宗就已经不属于贵族、而属平民了。

大宗一族为“君”、君的儿子就叫“君子”。与之相对、变为庶人的小宗一族的人被称作是“小宗之人”、简称“小人”。所以开始的时候“君子”与“小人”仅仅是由宗法制而来的地位上的称呼、并无道德上的区分。

可是大宗的“君子”们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小人”们则很难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长期以来、在教养、素质上就产生了分别。而“君子”与“小人”也就慢慢演变成道德上的反义词。

呵呵、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意思应该是：“女人和小宗之人一样不好相处”。理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虽然有点儿阶级和性别歧视的意思、但对小人和女人并没有道德层面的否定。

子张学干禄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问孔子做官的法门。孔子说，多听但只说有把握的事儿，这样就会说话就会少出错。多看但只做有把握的事儿，这样做事儿就会很少后悔。说话少出错，做事少后悔，这样就能升官发财了。

即使不做官，说话办事也应该有责任心。孔老夫子的只说有把握的话，只做有把握的事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一法门同时有一个误区会走向反面变成无责任心的一种情形。那就是容易制造一批只讲大道理从而永远不会说错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做事很少后悔的人。

不同于抽象的理论，实践中不确定因素很多。任何一个判断都有风险，可能失败。如果追求说话不犯错或少犯错，那所说的多成为理想论。说官话的政府官员与拍桌子发牢骚的人大代表皆如此类。呵呵，你大谈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或大骂空气污染影响人民身体健康，没人能说你错。可惜大家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方法论。

如果追求做事不后悔或少后悔，那所做的多是墨守成规的事。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软件资产”的利用，在公司里无论软件资产里的程序写的有多么丑陋和愚蠢，一般都很难更改。“有实绩”三个字分量很重，所以上司不愿意冒风险。而且根据后悔理论，与因为无作为而失败时相比，由于能动地做一件事而失败时的后悔程度要大的多。改程序引入 bug要比原来程序中的 bug更让人沮丧与后悔。最重要的是更不好向上司解释。所以程序员也不愿意惹麻烦。从下到上如果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小至企业大至国家就很难发展了。

“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这一句我赞成。但是否应该把“少出错”和“少后悔”作为我们做人处事的目标，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如何对待“家道中落“？

"凤姐听了， 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 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 常言‘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 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红楼梦 第十三回≫


每次红楼梦读到这里，都觉得挺有启发。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王熙凤和秦可卿的对话反映了对"家道衰落"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

凤姐的思维方式是要"永保无虞"，也就是说要把致使家道衰落的因素去除掉，从而避免问题的发生。这是一种正面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一种。这种方式有局限性，就是只适用于导致问题发生的因素是在我们可认知，可控制的范围内。否则我们无法做到。比方说，对于家道衰落，凤姐的看到的因素是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所以她放高利贷，包揽诉讼等等。

与此相对，秦可卿採用的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以问题的发生为前提条件，至于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等不去管。而是考虑发生后如何减小损失，以及如何恢复。所以对于家道衰落，她考虑的是利用风险较小的"祭祀产业"。因为"祭祀"相关资产即使是抄家没官的时候也是受到保护的，而且支出稳定。所以在祖坟附近买房置地，名义上作为供给祭祀的资产。这样即使败落了，子弟还可依靠这些祭祀财产为生。而且把培养子弟的家塾也移到祭祀产业里，这样以后子弟还可读书。只要有书读，就有希望做官然后再次家道复兴。能想到这一点实在了不起。但这种方式也有问题，就是很难执行。因为大多数人总会重视已经表明化的问题，而轻视潜在的风险。你突然要缩减开支，把财产转去与平常生活毫不相干的穷乡僻壤，让孩子跑老远去读书。肯定有一大堆人反对。秦可卿也考虑到这个执行的问题，所以说了第二件事那就是把祖坟附近的田产分掌房轮流管理，大家都有甜头，这样就会少很多阻力。

在红楼梦里，显然对于秦可卿(鬼魂？)的见解的评价高于凤姐，但就思维方式本身来说，我想并无优劣。因为适用对象不同。比方说企业运营等来说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是通常模式。企业家考虑的是让如何企业发展的更好，而不是企业破产后该怎么办。而像地震，海啸这样的防灾工作则恰恰相反，如何将损失减小以及灾害复兴则是重点考虑的。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这句是老子的话，在许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被引用。用来形容世事的无情、人间的悲惨。

我觉得这是对这句话的错误解读。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老子认为天地是自然的存在，没有理性和感情，不受天、神、人的左右。” 、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按照这个逻辑就没有办法解释下一句了：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两句话老子不是在批判天地和圣人。而是表达了道家的一种境界。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就要理解老子的“思维方式”。老子的理论往好处讲是人生智慧、往坏处讲就是权谋机变。被易中天先生称为中国第一位“阴谋学家”的韩非（法家集大成者，英年早逝的天才）就从老子的理论中继承了很多。

老子最基本的理论是至弱胜至强。所谓柔能克刚，天下至强者莫若至柔之水。由此为出发点，引出做人处事的态度。能示之为不能、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再接下来就是：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看到这里、就看出点儿权谋的意思了吧。且不管这些、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对于老子理论，用不太准确的话简单概括就是逆向思维，也就是“真的道理总是与一般理念相反的”。老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道家最基本的理念是“无为”、你逆向理解就明白了：“最高的治国是让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在被管理”。因为人对于对错的认知是不准确的，所以儒家说做事应走中庸之道不应走极端。而道家说只要你做就会有错。因为当你宣善的同时会带出恶来。比方说儒家讲亲亲之爱、要爱父母兄弟亲人、那同时会因为有了分别而带出对外人的恶来。所以同是道家的庄子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即统治者如同象征、老百姓自由自在。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意思了。因为欲仁不得仁、所以天地不会去刻意的管理万物、会把万物当作草扎的狗一样。同样、圣人也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

虽然相比于道家的无为，我更认同儒家的有为。但我觉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境界。正如同佛家讲要摆脱生灭无常，道家的这一句岂非也暗含了此意？万物为刍狗，则无生亦无死。万物为刍狗，则无忧亦无乐。